改革的躁动
中国农村的改革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但是在此之前的二三十年里，农村政策也进行了反复的微调，大多数的调整是自上而下引导的，但也有一些调整，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，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，在政策大背景不允许的情况下，自下而上尝试的。
目前已知的，被研究者反复提及的，是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包产到户。这场从当时农村实际出发的，由县委主要负责人支持的，在全县范围内发动的包产到户，在1956年的中国无疑是合作化这一主流下的异端，以至于震惊中央和全国，很快被喊停。
在这前后，安徽芜湖、四川江津、广东中山和顺德、山西榆次等地都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，虽然实行的力度、范围和时间都不如永嘉包产到户，但在各地都进行了合作化下的生产责任制尝试。结果自然都以失败告终。
1976年，中国翻过了毛泽东那一页，政治氛围逐渐趋向活跃，政策也逐渐开始松动。
1978年春天，安徽一些生产队再度开始偷偷实行包产到户。在一些山地面积较多的地区，生产队开始默许农民开垦山地，自耕自种。这年冬季，凤阳小岗村因为村民代表以决绝的方式约定包产到户，而成为农民求变的标志性事件。
